从很早开始，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除了它的正文以外，就还可能有一些附属性的文字，例如序与注。在通常情况下，序与注是宾，正文是主。倘若宾主发生了颠倒，人们便会感到别扭，因为凡事都要讲个常轨嘛。但我们也知道，如果事事只认常轨，文化便不可能发展，社会便不可能进步，人类大概依然还要过着岩居穴处、茹毛饮血的生活。所以，在序、注与正文的关系上，看到若干角色颠倒、喧宾夺主的现象，大约也不能算是特别离谱吧。
先说说序的情况。在我的印象中，这方面最有名的一桩越轨案例是梁启超先生犯下的。距今约七八十年前，蒋百里先生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拿去请梁启超作序。梁、蒋二人有一共识，即都认为我国清代三百年间的思想进程，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大可一比。于是，梁启超由此落笔，准备在序文中回顾清代学术思想，以相印证。可谁知梁启超天生写家，甫一提笔，便文思泉涌，刹车不及，一口气写了八九万字，竟比蒋百里的正文还多出一万余字。如此一来，此文若与正文合印，知情者会说梁文是序，不知者还以为蒋文是跋呢。梁启超的这篇序文，此后单独刊行出来，就是至今研究学术史思想史者仍需时时参考的《清代学术概论》。
再来看看注。古人不去说他了，在近人中，我最佩服的是潘光旦先生所作的注。英人霭理士曾撰性心理学方面的系列著作，潘先生早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即已拜读，并以其理论结合中国文献写出了令梁启超激赏的《冯小青考》。从那时起，潘光旦就一直想把霭理士的作品介绍给国人，终于在1939年至1941年用了足足两年的时间译注出《性心理学》。此书之译，以我英文水平之差且又未见原文，自无资格评论。而此书之注，乃潘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爬梳出的珍贵材料，用来作为霭氏理论的旁证。在我看来，随着心理学的发展，霭理士的理论自会渐多过时之处，潘先生的注却可长期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性心理及性文化者获取灵感的宝库。我本人购有三联版的《性心理学》，说实话，霭氏的正文没看过几页，潘先生的注倒是细细看了一遍，并曾在写作时征引过其中的资料。最近，光明日报出版社又推出了《潘光旦选集》，收有潘先生所译恩格斯名著《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文末附注释十余万言，喜欢潘注的人又可大饱眼福了。
另一位译注的高手是现居美国的唐德刚先生。我手头有一本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其中有在篇幅上不让正文的注释。唐先生所写的注释，举凡历史掌故、文坛佳话、名人轶事、社会要闻乃至本土风俗、异域民情皆可信手拈来，浑然天成般地融入文中，读来令人不忍释卷。有一派喜欢唐先生文字的人，专门造出“唐派散文”一词，标举其为海外文坛的一面旗帜。我本人读《胡适口述自传》是在先看了一段正文后进入注释，发现注文有趣，遂先捡文末的注跳读过去，胡适的口述倒成了第二位的阅读内容，事后想起，颇觉得有些对不起老校长适之先生。需要提及的是，唐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的译后感中介绍，他在译注此书之前，曾写过一篇序文，“谁知一写就阴错阳差，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这简直就是当年梁启超作注故事的现代版，莫非唐德刚先生在序、注与正文的对抗赛中，竟欲一举摘取两项桂冠？
